近日，湖北、江苏、浙江、上海等地调出高考招生计划支援中西部考生一事，令持续多年却沉寂已久的高考招生地区不公平一事，再度引发热议。

在讨论如何分配高考招生计划才算公平之前，不妨先来分析造成地区不公平的原因。

首先，最为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，尤其是优质资源，比如“985”、“211”之类的院校，到2013年，全国共有116所“211”级别的大学，数量较多的地区为北京26所、江苏11所、上海9所、湖北7所、陕西7所，数量少的则如河南、江西、贵州、云南等地，只有一所。

而这种情况的形成最为主要的是历史原因。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源于晚清民国，当时的大学主要由政府官办和私人、基督教会私立，如武汉大学源于1893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，复旦大学乃1905年由著名教育家马相伯私人创办，教会私立的则有金陵大学、齐鲁大学（后并入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）等优质高校，这些高校主要集中在当时较为发达的城市。

到了1952年，全国上下掀起了高校院系调整大潮，将民国时期的英、美式高校体系改造成苏联式高校体系，并将高校资源集中在几个片区，如华中地区集中在武汉，武汉大学就将原本在其他地区的中正大学(在江西)和湖南大学以及河南大学的部分院系并入;此外，华南集中在广州、西北集中西安、华北集中在北京天津、华东集中在上海南京。于是，地区间教育资源的不均，更加剧烈。

不过，这种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某一个地区的模式，在过去的百年间，并未引发不公平现象。这是因为，1938年之前，大学都是采用独立自主的招生考试制度，招生各校自己组织进行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，不会考虑考生来自哪个省区。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，开始组织全国统一考试，统一招生，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，高考招生基本上是全国统一考试与招生。

80年代中后期，国家开始鼓励发达地区探索教育新模式，上海率先取得自主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试验权，打破教育改革坚冰，北京、天津、广东、江苏等地也随之改革，分省考试、分省招生模式开启。与此同时，伴随着教育部下放高校管理权限，一些原为教育部直属的高校与地方政府联系越来越紧密，这些高校在接受教育部经费的同时，地方政府往往也会在经费和用地等方面大力支持，因此，招生计划的天平开始倾斜，地方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，高考招生地区不公平也呈现愈演愈烈之势。

到2005年前后，优质教育资源在全国各省区的分配不均，达到顶峰，大部分优质高校，尤其是非京籍的优质高校，在本地的招生数量达到50%，甚至更多。这种不公平持续引发争议，教育部于是强调，直属院校要将在本地招生的指标降至30%以内，此后逐步有所改观。但即使是30%，部分优质高校省区之间的录取比率差异依然惊人。

实质上，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探求逐步减少高考招生地区间的不公平，除了部署院系本地招生不得超过30%外，高校拿出独立名额支援特定地区，如中西部省份的贫困县和教育欠发达地区，从2011年开始，部分省区贫困县的考生可以预先参与优质高校的录取工作，复旦大学今年即宣布，定向招收不超过400名农村学生。此外，教育部每年根据各省高考人数，在招考前期对录取率较高地区作出调出。近日引发热议的高考招生计划支援中西部考生一事，即属此类。

至于如何解决这种不公平现象，当前国家平衡支援教育资源较少地区虽然是好的举措，但收效较慢，且容易触及既得利益者，推进阻力会越来越大;此外，不少人建议欠发达省份大力发展本省教育，这条路其实也很难行得通，因为一所优质大学的形成，绝非一朝一夕，即使花再多的资金，投入再多，也难以将普通大学打造成名校，汕头大学就是例证，且国家对教育资源的管控也较为严格。

而真正能立竿见影的，莫过于国家收回优质大学招生权限，尤其是教育部直属985院校，加强对这类院校的资金投入，特别是取代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部分，让这些院校与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脱离依附关系，招生计划全国统一制定，公平公正。

因为，近年来热议的高考招生不公平，主要是指优质大学，因为从录取来看，即使教育欠发达的江西，2016年也达到78.8%。而一本录取率，河南、江西、贵州等省近三年平均在8%以下，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均超20%;如果是名校，那么差距则高达10倍。